我家于1941年由山西河曲县来到陕坝（杭锦后旗）。因家里人口多，父亲的薪水只能养家糊口。此外担心日寇西犯时，我无处落足。1942年传出傅作义司令长官要创办全公费的奋斗中学并新任校长，投考奋中成了梦寐以求的大事。不过我只有小学四年级的程度，考上奋中仅仅是一个愿望而已。1942年秋，我抱着极大的希望报考奋中。不久，如愿以偿的录取了，当时我的喜悦心情真是难以言语形容。
进入奋中后，由于小学五、六年级的课没有学过，很感吃力。真是雪上加霜，那年冬天又冻伤了右手，感染化了脓。刚学英语用左手写字母更加困难，在英语老师和其他老师耐心辅导下，渡过了难关。经过一段崎岖的道路，长了我战胜困难的信心。1943年学校搬到新校舍，郭揽青老师任副校务主任，实际上由他负责全部工作。郭老师为人正派，说话慢条斯理，诲人不倦，对犯错误的同学总是谆谆教导，从来不发脾气。奋中一向对学生的学习、行为和纪律实行严格的管理，不足之处就是对犯错误的学生处以体罚。自从他主持学校工作后，体罚的现象逐步减少，后来就取消了。学校班次增加，来了许多新老师。他们学识渊博，工作兢兢业业。老师经常现身说法教育我们要抓紧时机，努力学习，将来建设祖国。教几何、物理的老师高子良先生，他讲的很好，威信很高。他说日本人欺负中国，占领我国大片领土，屠杀我国人民，就是因为我国科学不发达，造不出飞机大炮打鬼子。他批判文学救国论，并说作一首诗：“明明的月亮，淡淡的清风，蟋蟀在墙里叫着”就能吓跑日本鬼子？那时候日本飞机经常来陕坝一带骚扰，我们不得不到野外上课。与此同时在美国新闻纪录片上看到，在太平洋战争中，美军以密集的炮火和轰炸，打得日本兵狼狈不堪，抱头鼠窜。两种情景成了明显的对比。活生生的现实和高老师的肺腑之言，教育了我立志科学救国。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我们搬到了归绥（呼市），学校的领导班子大体同于陕坝，只是增加了不少新老师。1947年蒋介石攻下延安，国民党的反动气焰十分嚣张，扬言要三至六个月消灭共产党。一些思想开明，进步的老师收听烟台中共的广播，揭露了国民党的腐败和传播解放军节节胜利的消息。我当时对共产党没有什么认识，对国民党也不满意，内战何时了，忧心忡忡，“怪话”不断。在国民党“戡乱”的大气候下，这里的政治气氛比较宽松。
1947年暑假后，高中三个年级搬到了张家口。老师几乎全是新面孔，但校风仍然很好。学校的职员和勤杂人员很少，虽然机构很精简，但办学效率较高。学校的负责人是靳仙洲先生，他为人耿直，在归绥时他教我们大代数，讲课井井有条，概念清楚，在西安时是有名的“大代数”。记得在蒋介石当了总统后，在早操列队时他叫高三班张槐，他问道：你对蒋委员长当选总统有何看法？我未加思索的脱口而出“换汤不换药”。他又问初一的一位同学同样问题，而那位小同学具有讽刺而幽默的说：“总统谁当了谁伟大，我当了更伟大”。不久不愉快的事发生。蒋介石就任总统之日，当局规定放假一天，靳老师没有执行这一规定，不放假照常上课，目的是让我们早日结束课程，办补习班，以备投考大学。但我们班抵制了他的决定，停课一天。事发后，学校未加追究，不了了之，但却惹恼了靳先生。我们虽然按计划提前毕业，但补习班不办了，把我们一锅粥的端到了北京东交民巷，放任自流。致使我们高考成绩受到了不应有的损失。从停课事件发生的原因，动机和结果来看都是负面的。
1948年5月我们高中毕业。回眸在奋中的六年，使我认识到：奋中对我做人处事，基础知识，身体健康，生活习惯等各个方面取得的成绩，功不可没。在我家乡河曲县编纂的“河曲党史人物传”一书中，在张槐的那篇中对奋中是这样写的：“奋中是傅作义先生为国家培养人才，为下属教育子弟创办的一所完全中学，学校师资雄厚，管理严格，学习风气较浓”。社会公认，历史证明，奋中从成立那天起，就是以培养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为宗旨的一座好学校。
值此纪念母校六十华诞之际，我向母校致以崇高的敬礼。
1948年秋我和樊世忠考入了天津国立北洋大学（天津大学）。如果说1942年考入奋斗中学是学习重途的第一个门槛的话，那么考入北洋大学是第二个门槛。在北洋水利系读了三年半，因水利建设急需人才，我们提前毕业。我分配在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不久我惊奇的发现三位部长中，傅作义部长原是我们奋斗中学的校长，张含瑛副部长原是我们北洋大学的校长，这是稀有的巧合。水利部在和平门内西半壁街吕祖庙的一个院子内。当时大家议论，这与傅部长和李葆华副部长（党组书记）一贯艰苦朴素作风不无关系。水利部当时机构精简，只有300余人。部长和一般干部几乎天天见面。傅部长还是穿着布料中山装，每天按时上下班，有时还作工间操，平易近人，没有架子。他把钓鱼台捐献给水利部，并在此建了幼儿园，以后建为国宾馆。在一年一次的全国水利会议上，他自己拿钱宴请各省市、自治区代表。每逢有大的运动和全国水利会议，他都作报告。使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经常强调我们水利部是在毛主席和共产党员领导下工作的。在抗美援朝大会上的一次讲话中说，他向毛主席提出申请，愿意赴前线去抗美援朝。傅部长不辞辛苦经常出差。据同事说，在1950年踏勘黄河三门峡时，曾在黄河滩上露宿一夜。1951年和李葆华副部长出差淮河时，有一段路通不了汽车，步行三十余里。
1952年初中央决定在长江荆江段修建荆江分洪工程，以确保江汉平原几百万人民的生命财产。这是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大型水利工程。解放军七个师和十几万民工参加施工。我随水利部派遣的五十余名技术人员去工地参加工程建设。工程由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李先念挂帅。由于工程量大，又逢当地梅雨季节，给施工造成了极大的困难。毛主席和周总理对工程的进展十分关心，如三月前完不成任务，就前功尽弃。为此，毛主席题词“为了广大人民的利益，争取荆江分洪工程的胜利”。并派傅部长率团带着绣有毛主席题词的锦旗去现场视察工程，慰问广大军民。总指挥部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大会，我们总指挥部的工作人员坐在前排，聆听了傅部长讲话。他的讲话和慰问给广大军民很大的鼓舞。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几十万军民的奋战，工程如期完成了任务。第二年即分洪，发挥了效益。
1957年傅部长在山西视察工作时，途中突发心梗。毛主席和周总理非常关心他的健康。派专机送有经验的心脏病专家前往抢救。待身体康复后，傅部长带着急救的硝酸甘油药片照常出差，有时还到紧张的防洪现场视察。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当时我在岳城水库任设计负责人兼设计组长。岳城水库是河南、河北两省的跨省大型水利工程。承担下游十余县的防洪和河南、河北两省300万亩土地的灌溉任务。工程由水利部直接负责设计和施工。国务院和周总理很关心工程的建设，1966年4月5日周总理还亲临现场视察施工。由于全国红卫兵的大串联，把铁路大动脉搞乱了，有时急需的施工材料不能按时运到现场（大铁路直达工地），迫使工程不得不停工待料。但是水利部大部分领导干部被批斗，机关已陷于瘫痪。傅部长知道工地停工待料后，亲自给铁道部门有关方面去函，解决了施工待料的燃眉之急。在这样的严峻的形势下，傅部长仍关心一个工程的具体施工问题，实在令人钦佩。
1972年傅部长因病辞去了水电部部长职务。他在水利水电战线上辛勤工作二十三个春秋，跑遍了祖国七大江河和内陆河流。与傅部长共事多年的钱正英部长为纪念傅部长逝世十周年的文章中说：“傅部长对水利水电一片赤诚，……对水利水电工作有很精辟的见解，……水利水电战线的职工深切怀念对中国革命胜利和水利水电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傅作义先生。”扶今追昔，饮水思源，在纪念母校成立50周年之际，深切怀念母校的创建人傅作义先生，在此致以崇高的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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