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初在宁夏黄渠桥成立奋斗小学，1942年在陕坝成立奋斗中学。抗战胜利后，1946年在归绥成立奋斗中学。1947年归绥奋中高中部迁往张家口。我经历了奋斗学校早期的全过程。
我的父亲是在奋斗学校工作过的第一位共产党员和第一位男教师。我们兄弟三人是奋斗小学的第一批学生。我是陕坝奋中的第二届学生。归绥奋中、张家口奋中的第一批学生。我三弟也是归绥奋中的学生。我是从张家口奋中到解放区的，我三弟是从归绥奋中到解放区的。
我的父亲康墨蜂，大革命时期在老家河北省满城县参加共产党，并领导过农民起义。起义失败后转移到河套地区，继续从事党的地下斗争。抗战初期，党派他到延安鲁艺学习，后又回到河套地区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1940年夏，河套地区的地下党组织被敌人破坏，特委书记被捕牺牲。我父亲带全家逃到宁夏平罗，本想经“三边”到陕北，但宁夏的反动军阀马鸿逵对共产党是“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故我们根本无法去陕北。当时生活十分困难，父亲也曾带我到贺兰山的煤矿去做小买卖。由于他同情矿工，煤矿的反动当局说他搞赤化宣传，准备第二天夜里干掉他。多亏知情矿工及时向他报信，第二天早晨我们伪装到别的矿点去卖货，而逃离了矿区。把货与行李全丢掉了，这在经济上更使我们雪上加霜。再加上当地的保甲长对我们政治上怀疑，经济上压榨，正在走投无路时，傅作义先生要在大后方的黄渠桥筹办奋斗小学，父亲经人介绍参加了奋斗小学的筹建工作。我家也由平罗搬到黄渠桥。当时学校，建在一个破庙内。女校长姓蒋，另有一位姓王的女教师，再就是我父亲这唯一的男教师。由于我父亲是师范学校毕业，又一直从事小学的教学工作，故工作起来可以说是得心应手。
学校于1941年春天开学。学生只有二十人左右，我们弟兄三人就占了学生总数的七分之一。学生虽少，年级齐全。我父亲各年级的课都上，什么课都教。除算术、国语、常识外，还教图画、音乐。同时还做傅作义先生家的家庭教师，晚上到傅先生家里帮他的子女傅克亨等补习功课。蒋校长写了奋斗小学的第一支校歌的歌词，由我父亲谱了曲，然后由父亲教给同学们唱。
1941年暑假，学校准备由黄渠桥搬到石嘴山，我父亲是搬家的主力。他先将我们送到石嘴山，他则每天往返于黄渠桥与石嘴山之间，忙于学校的搬家事宜。
在搬家过程中，一天中午父亲突然回到家中，与母亲说了几句话，连午饭也没吃，急忙带上我，上了黄河边上的船，离开了石嘴山。以后我才知道，当时的有关当局，发现了父亲的共产党员身份。命令蒋校长将父亲解聘，然后再加害父亲。多亏我们当时上的是国民党高级将领陈长捷的船队，才使我们未落入马鸿逵的魔掌。
我父亲又回到绥西。绥西的地下党一直到解放时也没有恢复活动。但父亲又与解放区的党建立了联系，继续为党进行工作。1948年4月父亲去世时年仅42岁。
父亲去世前仍在包头进行接送掩护解放区派到包头进行秘密工作的同志。我家实际是党的地下接待站。
奋斗小学刚成立时就有一名地下共产党参加了筹建工作，学校也在无意中掩护救助了这名身处险境的共产党员。奋斗小学刚成立时，就使失学一年多的我们弟兄三人又暂时有了学习的机会。
我于1943年考取了陕坝奋中，这对我一生来说是个重要的转折点。少年时期由于父亲搞地下工作，多次被敌人追捕，再加上日寇的侵略，使我家经常在流离失所中度日。小学时期的我转移过十多次地方，由河北老家到绥远及宁夏等地上过七个小学（包括普爱小学），总共学习时间也就是四年多。少年时期的我经常与流浪、贫困和失学相伴。我当过学徒，做过小买卖，也为父亲搞地下工作放哨送信，陪伴父亲躲避敌人的追捕。我的小学时期是坎坷的，也是丰富多彩的。上了陕坝奋中，使我有了一个安定连续的、正规的学习环境。再加上学校良好的学风，严格的要求，优良的校风，优越的学习条件，这在战争时期是难能可贵的。在这样的环境中使我顺利上完三年初中。这为我一生的成长打下了基础，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每当我回忆起在陕坝奋中的岁月，就使我倍感温暖、甜蜜、充实，感激之情油然而生。
陕坝奋中为我打下了坚实的文化基础。使我顺利地考入高中、顺利地上完大学、并能长期从事科教部门的工作。陕坝奋中良好的思想作风，艰苦奋斗的校风，对我也有很大的影响，使我养成了积极向上、勤俭节约、奋斗不息的精神。陕坝奋中当时实行集体的、半军化的管理方式，这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必要的，也是有益的。这使我养成了一些好的生活习惯及正确的待人接物方式，以及遵纪守法、办事准时的好作风。陕坝奋中当时也有一些进步教师及有正义感的同学，在当时的寒冬中，也为学校带一股暖暖的春风。对一些同学追求光明、主持正义、积极进取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也为解放前后许多同学能较早地投身革命打下了一定的基础。陕坝奋中要求学生全面发展，学校也十分关心学生的身体健康。早晨要集体跑步，下午必须锻炼。这也为我一生养成好的健身习惯开了一个好头。我原来营养不良、身体虚弱，经多年的锻炼现在七十几岁了，还有一个较好的身体。我认为注意健康也是从陕坝奋中开始的。
1946年我考取了归绥奋中高中，1947年归绥奋中高中部迁往张家口。归绥、张家口奋中又对我们进行了较好的培养。这二年学校的进步教师和同学对我的思想也有很大影响。
1948年4月年仅42岁，长期从事地下斗争的父亲过早的去世了。他为革命奉献了一生，没有看到自己为之奋斗的事业的胜利就走了。这对我的刺激很大。我与三弟在父亲的坟上商定，我们要想办法到解放区参加工作，继承父亲的事业。
我回到张家口奋中后就寻找到解放区的门路。七月，经同学张浚明介绍与北平地下党的负责人崔月犁建立了间接联系，他同意安排我与陈淑筠到解放区。在安排过程中，北平市的警备司令部从同学郑万恒身上搜出我要他转给陈淑筠的信。信内有与地下党联系的事宜及今后联系的密语，郑万恒为此被捕。多亏我及时得到消息，我与陈淑筠经历了一个有惊无险的传奇故事而到达了解放区。这个有趣的故事还联系到奋斗中学。
我离开学校后，北平市的特种刑事法庭到张家口奋中去抓我，当然扑了一个空。学校为了应付上级对这件事的追究，出布告宣布将我与陈淑筠开除学籍，并扣留了家里寄给我的生活费法币六千万元。北京解放后，我回到当时在北京的奋斗中学，原来决定开除我们的学校负责人郭揽青对我说，要恢复我们的学籍。我说：“恢复不恢复我也是奋中的校友。”
我到解放区后，三弟康魁生经过一些曲折，从归绥奋中也到了解放区。
老年人爱回忆往事。饮水思源，每当回想起陕坝奋中的峥嵘岁月，就使我感到年轻了许多。特别是我这样经历的人，在奋中前后我一直是在风浪中搏击的，在奋中的几年基本上是在风平浪静中休养生息，充电加油的。这对我的成长过程是十分有益的。特别是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下，有这样条件是很不容易的。
总之，一生的许多方面都是与陕坝奋中的培养分不开的。三年的收获受益终生。我在北京的一些同学谈论起来也有相同的感受和类似的看法。因为大部分同学是被日本鬼子逼到河套的，他们失过学，受过流浪之苦，是陕坝奋中才给了他们重新上学的机会。
我们这批同学许多人在解放后，为新中国的建设做出了较大的贡献。从客观效果来看，当时的陕坝奋中实际是为新中国培养了大批有用的人才。
以上就是我们父子解放前与奋斗学校的交往及陕坝奋中对我的培育之恩。我已七十几岁了，我想在我有生之年能够把奋斗学校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建校初期就与一个地下共产党员家庭的一些特殊交往写出来，为奋斗学校的建校史充实一些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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