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相持阶段，我在当时的国立绥远中学师从陶谋锡老师（后离开绥中，到傅部任职，曾在私立奋中任国文教员）仅两年，却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陶老师不是一般的教师，而是具有神秘色彩的大知识分子。他才气不凡，学、讲、作、写俱佳，然而他又藏才不露，决不显山露水，深怕别人知道他的来历。
我说他学、讲、作、写俱佳，学是指学识。我只知他有深厚的学术根底，究竟有多大的学问，那时候摸不着，现在也不好猜度。他是山西人，在当时可能是世族大户人家，要不然怎么能远涉重洋留学呢。抗日战争前他留学日本，先学政治，后改攻文学（这点类似鲁迅先生，鲁迅先生，先学医，后专治文学），留学归国后在闫锡山手下工作。
讲佳，是指他的演说好，有例为证。绥中迁到三道桥梅林庙后，不久曾召开过一次全校师生大会。那时，五六百人的学校开大会，既没有礼堂，也没有扩音设备。只在露天广场上，以蘸油火把照明。大会要开了，会场怎么也安静不下来，人声鼎沸，主持会议的人无能为力了，不知是谁把陶老师推到台前。陶老师站在台阶上，一边说话，一边摆动手势，昏暗中只听他的讲话声如裂帛响鞭，金振玉碎，噼噼啪啪，轻脆响亮，抑扬顿挫，铿锵有力。会场上一下子静了下来，人们都在注意听陶老师的讲解申论，不再吵闹了。他这晚的讲话和平时讲课的判若两人，连我这个听了一年多讲课的学生也没有听出是陶老师在演说，后来挤到火把照明处才见得是陶老师在主持会议了。这给了我一个绝大的惊奇。他怎么会有这般能耐——音镇山林，势压群嚣。以后，我们和他谈起这件事，他才说演说和一般谈话、讲课是不一样的，演说是一种技能，既要修炼，又要具备一定的技巧；演说需要推理论证，又需要鼓动性和号召力；演说是语言的艺术，让听者欲罢不能。
作佳，是指他的诗文，如蚕吐丝，出口成章。1942年暮春，绥中从陕坝搬迁三道桥梅林庙，两地相距30里。那时，可没有现在这样便利的交通工具哟，师生都是徒步到达。我有幸与陶老师步行相随。一路上为了谐趣解乏，他是故事不断，诗文频出。当走到沙沟沿（一条大水渠，须摆渡过去）旁，只见河水汤汤，滚滚向北而去；两岸沙丘连绵，上边芦笋新放，芨芨草、哈毛儿新黄嫩绿，农妇牧童穿插其间，春意盎然。当我们下船上路后，为了逗趣，他口占一绝：“圪旦春深渠水涨，哈毛儿丛里聚鸳鸯，圪泡底事情狂甚，一时贪欢污妾裳。”念罢他说：“我用了你们后套常用的一些词汇凑成打油诗，不登大雅，随便说着玩儿，失口，原谅。”
写佳，是指他的书法；他的书法当时号称塞上第一。这份才能是怎么显露出来的呢？1942年过元旦，要贴对联了，校本部的办公室里，红纸摊在桌上，笔墨摆开。在场的可以说是全部是识字人，叫谁写谁也不敢写，说是字丑拿不出去。正在这时，有人提议：陶老师是国文老师（那时称语文课叫国文课），快叫陶老师写哇。陶老师也一再推辞。此时有好事之人已经把笔递在陶的手里，在大家的簇拥撺掇下陶勉为其难地拿住笔。写什么呢？当时又没有对本子。只见陶老师凝神静气自编起来，笔不停挥，联语像流水一样泻在红纸上。在场的人一看，啊呀！陶老师写得真好啊，正是肚有文彩，行云流水；笔走龙蛇，刚柔相济。原来你是藏才不露，我们大家是不识庐山真面目。
元旦之后，人们对陶老师的才学都另眼相看了。
不久，塞上新舍召开悼念雁北抗日阵亡将士大会。学校的挽联挽幛不用说是出自陶老师之手；陕坝一些军政名人不少也来求陶老师代写挽联。塞上新舍的大堂里很多挽联挽幛是出自陶老师之手，而且全部挽联挽幛中，文辞书法俱佳者非陶莫属。这一下子就传开了；陶谋锡是书法大家，陕坝少有，塞上第一。
那时陶老师正当壮年，他那许多才华也许是形势使然，处境使然，身份使然，从来诲莫如深，藏而不露，都是以后逐渐被人们发现的。
绥中是1939年国民党政府在陕坝新成立的一所中学，有初中、高中，1941年秋季起还附设了简易师范班。绥中和其他地方成立的战时中学一样，主要收容沦陷区流亡出来的中学师生。陕坝是绥远省的临时省会，绥中是绥远省的惟一一所完全中学，塞上学府，陕坝的眼睛珠子，当时无冕之王的知识分子大多数聚集在绥中，例如校长张淑良（字可旌，凉城县人）、教导主任王绥之、音乐帅长刁孟初、英语教习王绍周等都是大学毕业生；还有以特长命名的大代数曹诚斋、小代数贾斌、解析几何苗国华，留学回来的地理教师张鹏举、化学高手郑才等等。唯独缺乏文学高手。省会所在地的陕坝请不到一位高中国文教师，高一、高二的国文课一直空缺。
我们简易师范第一班是新附设的，更是后娘的孩子，上课连个教室也没有，夏末秋初就坐在院内听讲。不用说，初来乍到的无名小卒只配给我们班教国文课。记得，陶老师穿一身旧黄军服，边幅不修，形无靓色。他将教科书、教案本夹在胁下，踽踽而来，微笑着将教具放在水泥乒乓球台上，然后和颜悦色地讲开了。他很少照本宣科，而是根据教材所示，撷英指要，深入浅出，个人发挥，恰到好处。我们的注意力完全被他吸引去了，坐在砖头上听课也毫不觉累。陶老师的讲课被高二的同学发现了，课余时间，他们有时就站在我们身后，先是作为旁观者看稀罕，听过几次以后，高二的同学不干了，找教导处、找校长提意见了：为什么不给我们班配备国文老师？我们学校现成的就有；为什么把陶老师只配在初一年级讲课？他完全可以给我们班代课，古的今的，绰绰有余。之后不久，陶老师就兼上高二的国文课了。
他是光棍汉，住在校本部的办公室里。一天，我去到他的办公室，只见他床上、桌上凌乱地放满了大大小小薄薄厚厚的书本。他说：“你看，我给你们班代课多轻松自如，现在给高二年级代课得搬搬书本了！”
才华一露，声望一出，灾祸也就跟随着来了。
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实施什么教育我不大知道。听说敌战区施行的是奴化教育。奴化教育何也？即叫中国人忘掉中华，忘掉祖国，反苏反共，膜拜大日本帝国。分化教育何也？即反对中国共产党，分化统一战线，削弱抗日力量。国共统一战线建立伊始，蒋介石就把中统（国民党中央统计局）头子陈立夫调充教育部长，中等以上学校中统把持、三青团风行。就拿绥中来说，不久，诚实肯干的校长张淑良被调走了，接替他的是潘秀仁。潘是绥远有名的党棍，潘派头目，他来绥中是以教育厅长身份兼任的，其作用可想而知。
奴化教育、分化教育，像有区别，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反对中国共产党，反对共产主义思想，实际上是反对抗日救国，陷民族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于万劫不复之境。分化教育把防共反共看的比抗日还重要，如此这般，怎不叫人失望和痛心呢？绥中有没有共产党我不得而知，以共产党嫌疑抓人之事却是亲眼所见。从1941年冬天起，绥中的教师有的被抓了，有的逃跑了；学生被抓的一年至少有一批，有的时候是两批：暑假一批，寒假一批。我的几个小学同学（先后升入绥中）也被抓了。他们哪是什么共产党，根本也谈不上，只不过爱读几本文学书，或者是说了几句激进的话，就被抛入集中营了。二年级甲班学生常XX（与我小学同学）因读范长江著《中国的西北角》和茅盾的书就被抓了；三年级乙班的周恃天[附注四]因拒绝参加三青团就被抓了。被抓的学生有的过几个月又被放回来复学了；有的就一去不见面了（如三年乙班的汪恩卫等），有的被两次抓去，当时我们起哄曰：“回炉”。我的好友周恃天同学就两次被抓，头年被抓进去，以后又放回来复学了，第二年又被抓进去了。堂堂学府，岂旦没有思想学术自由，连人身自由也没有了，把嗜书求上的知识青年打入闷葫芦里，真是惆怅如云，暗无天日，兴趣何在！前途何在！
为了抗战，统一战线建立后，后套确有公开的共产党人在活动，那时人们的情绪相当活跃上进。以后，国民党推行限共、反共、溶共政策，中统、军统（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特务遍布绥西，当第一次反共高潮到来时，在后套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白色恐怖，共产党员被抓了，共产党的组织被破坏了。死气沉沉代替了抗日初期的活跃气氛。河套特委书记郭北辰（郭俊卿）同志就是在这时被抓，最后被国民党特务活埋牺牲的。
那时候最危险的横祸莫过于被扣上“红帽子”，激进、不满现实、追求光明与进步，统统可以被戴上红帽子抓入集中营。国民党早就患上了政治虚弱症——腐朽阶级的心态，抗日战争时期变本加厉，施行分化教育，欺骗群众，毒化氛围，扼杀生机，削弱抗战，贻害无穷啊！
这样的灾祸终于落在陶谋锡的头上了。他倒是没有被抓而是被驱赶出校的；借口还是“红帽子”。1943年春天，教导处鼓动部分学生（三青团员学生当然是打先锋的）驱赶陶谋锡，说此人有政治问题，一说是以共产党嫌疑被闫锡山赶出来的；一说是他倒闫运动失败潜逃于此。
我暗想：原来他也牵连上共产党了？至于倒闫么乃进步之举。我深知闫锡山是反动的。1938年，我在良忱乡实验小学上学，学校是闫锡山屯垦队营部所立。在屯垦部队中公开教唱反共歌曲，说什么“共党残忍杀人如割草……”。我的胞兄张元成[附注一]是该小学的教师（复式教学，只有一名教师），他是共产党员。他在学校大讲抗日第一，抗日光荣。部颁标准课本之外，他给我们另加一门生活书店出版的《战时读本》，并明里暗里告诉我们：共产党是抗日救国的。他不让我们唱这一首歌曲，并且他把歌词反其义而更改成：“共党才是社会真精神……”（可惜，时隔多年，两首歌词的全文我都忘记了，只能回忆起开头的一句）。羡慕共产党的抗日进步，再加上看不惯国民党的腐败黑暗反动，我在骨子里是亲共的；但愿陶老师也是进步的，亲共的。但这在当时是政治绝密，而且涉及安危生死，只能想，不能说，更不能和陶老师沟通。我留心观察，陶老师是个失意之人，他不事社交，也闭口不谈政治，他从来不说闫锡山如何如何，傅作义如何如何，不搬弄同事是非，也不说他是怎么来后套的。因为这些都属于个人隐私，我们也不便问，不敢问，我更是诲莫如深，心照不宣，但行动上却与陶老师走得更近了。时至今日，一些往事常常萦绕在我的脑际。
1941年秋天，起初我考取的是初中，我所在的班级是一年级乙班，与段志先、杨占陆（伊盟去的学生）[注二]董济民[注三]等是同班。我们都是那时的受害者。段、杨等是桃力民地区（伊盟所辖）桃力民小学的毕业生，去到绥中要受特务的怀疑、审查和迫害；我受胞兄的牵连，蒙受了同样的祸害与威胁；董济民虽是高干子弟，最后也未逃脱特务迫害的厄运。
我不是沧陷区来的学生，享受不到助学金。入学后一个月，因家庭经济困难，交不出伙食费，就和一个名叫蒋迎祥（也是伊盟去的学生）的同学对调了，蒋去初中班，我来简师班。抗战时期，绥中草创，暂栖陕坝，既无设备，又无校舍，教室、寝室，大部租用民宅，师生分散居住。我住在二宿舍，和校本部只隔一条街，约半里之遥。隔三差五的课余时间里，陶老师就步行来到二宿舍，他一来就给我们带来了情趣与欢乐。秋天的傍晚，师生围坐院心，他给我们谈古说今，评诗论文；多说一些为学之事。他从不说他是留日学生，也不说半句日本的好话，（不像现在的有些人，一说美国就垂涎）。只是有一次例外，我们同去中山堂看演出。中山堂是新建的集会场所，土木结构，可怜兮兮地还是“人”字形，把观众一分两叉，谁也看不见谁，只能往台上看。台前挂两只汽灯，墙壁上只挂小油灯，简陋至极。在回校的路上，他结合《藤野先生》中鲁迅看电影的情节淡淡地说：“在日本，戏剧、电影都用电灯照明，电光一打，角色布景逼真，比真的还美。”他评说中山堂的设备不是用鄙薄的口气，而是用体贴谅解的口气：“我们同心渡过这艰苦的时期，我相信你们以后一定会看上电气化设备的电影电视的”。爱国之心油然可见。现在，每当我看上现代化影视时还常常回忆起当年陶老师的言谈举止。
在谈话中他盛赞悠久的中华文明，他说我们中国人连取名字也有许多讲究，伯、仲、叔、季，从他的名字就可以知道他是老几。师道尊严的界限被他和蔼可亲的态度消解了，有的同学请陶老师给改名，有的请送字。比如，他把鱼得水（太俗）改为于德绥，把李玉海改为李慕渊（有意义）。轮到我，他问：“富成这名字是怎么取的？”我说：“跟我哥的‘成’字取的。”他问：“你哥叫什么名字？”我说：“张元成”。他说：“名字可以不改，我送你个字吧，叫仲茂”。师生关系之亲密，实属少见。当他知道我因家贫才转入师范，有过这样一段对话：“可惜早先我不知道你因交不起伙食费而转班，早知道，我可以替你交上伙食费，供你念完初中；现在已成事实，就这样念吧！”
陶老师被驱逐出校要往陕坝去了，我们都恋恋不舍，纷纷拿纸请他题词留念。我们班和初中三年级是大多数（这时高二已经毕业离校，他教初三的课），请题字的还有其他班级的学生。只见桌子上放了厚厚的一摞纸，没有大手笔，在短暂的时间里真是难以写完的。只见陶老师有求必应，笔不停挥，在一个上午的时间里全部写完了。形式多种多样，整张纸的写得长一些（一首诗），裁碎成条的写成屏条或条幅；内容有的是他自拟的有的是背写的（不照本子）。他给我写了一对屏条，一个中堂。屏条是他自拟的：“不喜诣人贪客过；惯迟作答爱书来”；中堂是一首五言律诗，较长，全文忘记了，现在只记得其中的两句：“槛外低秦岭，窗中小渭川……”写就，他放下笔直起腰来，面带笑容地对我说：“对联是我自编的，根据你的性格送你的。”
陶老师被逐，我们班的国文课即告空缺；以后走马红灯式地派来些兼课老师，有的无能，有的应付，讲了些什么，现在连一点印象也没有了。对比陶老师给我们传授的文学知识，古的今的，课内的课外的，系统而又有趣，印象深刻，受用终身。
暑假到了，我回家路过陕坝，想再去见见陶老师，看看他的工作、生活起居。辗转寻觅，找到了“第八战区傅副长官司令部”，仍然是上用一处民宅大院，拱形的园门洞，门外站着两名苛枪实弹的警卫战士，我只说：“找陶谋锡先生。”门卫盘查一通，我说：“我是他的学生”，也就放我进去了。我找到办公室，只有他一个人，又是办公室兼卧室，只见昏暗的大房间里一床一桌一椅，陈设极其简陋。坐定后，他说：“和你们生活乐以忘忧；孟老夫子说，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现在是案牍劳神，无处容身，也只能投奔傅先生；傅先生说过，你们（指绥中）不要，我要。”他又说：“我现在当秘书，是个有事无权的闲差使。”从他的工作扯到尺牍文书上。他说中国有几种有名的尺牍行世，什么《秋水轩尺牍》、《雪鸿轩尺牍》。当他提到《小仓山房尺牍》时，他说：“我家存有一套。”他说：“那书你暂时用不上，给我拿来，我参看一下。”我暑假完了，上学路过陕坝，专程把书送给他。《小仓山房尺牍》（上下两册）是清代大学者袁枚所著，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尺牍文集之一，是老同学、好友周恃天临别赠我作为留念的礼品。陶老师拿住书掂量翻看着，忽然问我：“周恃天！是不是绥中学生那个周恃天？”我说：“是”。他再没有往下问，我也再没有往下说什么。
以后我也离开绥中，几十年来，漂泊无定，与陶老师在飞速变化的大时代中失散了，既无往来，也不知道通讯地址，以后的信息都是我打听而得到了。
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九日，董其武将军率部起义，绥远省解放，我和陶老师一起获得解放。
有一次，我在归绥师范学校见到老同学刘国清（曾与陶同事），她告诉我如下情况：绥远解放后，在一次政治运动中他被抓入监狱，此事以后傅作义将军知道了，傅说：“此人我知道，他不是反革命，应按起义对象对待。”从监狱放出来，仍然不能为当权者所谅解，得不到重用，被分派到归绥师范学校当了图书管理员。怀才不遇，意志消沉，连图书也没有管理好，而且，此时已背上家庭包袱，妻子儿女，人口众多，经济拮据，生活困难，这也算是晚年的个人不幸吧！
解放后，我才弄清楚，陶谋锡（字仲康）老师是山西“十二月事变”的受害者。十二月事变也叫“晋西事变”，是闫锡山亲日靠蒋的反革命行动，闫以其所部对新军决死队（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发动进攻，决死队在党的领导下奋起还击，揭开了闫锡山联共抗日的假面具。这次事变在党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方针指导下得到平息。十二月事变以后，闫锡山以“净白革命阵营”为借口，“彻底调查肃清伪装分子（指共产党员、进步同志）”，进一步建立起闫锡山的独裁专制。陶老师就是这次事变的受害者。他辗转来到绥西投奔傅作义，以致壮年失势，一蹶不振，厄运连绵，一生潦倒。
我之酷爱文学是受他的影响和启迪。他疾视战乱，鄙薄军阀。在讲冰心《一个军官司的笔记》时，他说，近世中国，祸害之大莫过于军阀混战，旧军阀篡夺了革命的权，新军阀代替了旧军阀，战火连绵，民不聊生，生灵涂炭，尸横遍野。他很推崇鲁迅。他说：文学家是启迪智慧塑造心灵的人，鲁迅先生一生致力于改造国民性的工作，以期唤起民众，使国家真正富强起来。这些画龙点睛的语言，深深地留在我幼小的心田，这也正是他的人生志向的表白。
不知不觉60年过去了，我也已经须发斑白，垂垂老矣！但是对陶老师的怀念却无时不在。我之所以想念他，首先，他是一个好人，正直的人，正派的人，学养役人，道德持身，那些邪门歪道，营营苟苟的缝隙里没有他；其次，他是一个甚有才气、笃志于学、造诣颇深而又壮志未酬的人，他胸怀祖国，积极于民族解放事业，然而，生不逢时，先是倒闫不成，被逐离信地；后是际遇多艰，壮志难酬。全国解放，本给人民带来光明与希望，他又不能为人所谅解，才能闲置，用非所学，以致垂暮之年，艰难更甚。当我处此盛世、欢度晚年的时候，常常想到他——一个大时代的不幸者。
附注：
（一）张元成，1937年绥远中山学院（在归绥市）学生。“七七事变”，归绥沧陷，辍学回家。1938年在河套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得梁沣池（1938年，经党组织批准为特别党员，在伪军中进行长期的隐蔽工作直到1949年，率101师随傅部起义，为北平和平解放作出贡献）照顾，受命到良忱乡实验小学任教员。1939年，受党组织差遣转移，与三位同志结伴徒步赴延安。先入陕北公学改名政逸，后转入中央民族学院，1942年参军，改名张竞元。
（二）段志先、杨占胜、蒋迎祥等均系伊盟人，桃力民小学毕业。桃力民小学是地下共产党员杨子华首创并任校长的民办小学。由于杨子华、韩是今的活动和引进，桃力民地区被开辟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八路军骑兵团进驻，地方上建有抗日动员委员会和各种群众组织，屏藩西北。1941年，国民党26师（何文鼎）进驻桃力民，又成立了县一级的桃力民办事处，将共产党挤走。段志先、杨占胜、蒋迎祥和我在绥中都曾受到三青团组织的拷问、审查和监视。
（三）董济民，董其武（35军军长，后兼任绥远省政府主席）之子。1947年升学去重庆，1949年，闻其父酝酿绥远革新，由重庆返绥远，襄赞父亲起义。蒋介石的特使徐永昌等飞绥，令董其武保存实力，以待时机或西进投蒋，董不从。徐等返回时要挟董济民赴南京做为人质，董仍回重庆复学。回重庆后就被特务扣留，押解南京。大陆解放时解往台湾，软禁于台北。一次，因“车祸”殒命。
（四）周恃天，幼失怙恃，稍长，倚表兄在其中药铺作拉斗学徒，靠自学而达到初小程度，因天资聪颖又要求上进迫切，获表兄赞助离开隆兴长（五原县城），来邬家地小学插班上高二（高我一级），与我性格相投，结为至交。
1940年冬，日寇占领后套，周随绥中避乱宁夏平罗县黄渠桥（曾约我，因故未去）。1941年春，五原大捷，日寇被逐出，学校返回陕坝。秋，在三年级乙班就学，高我两级了。
三年级乙班因有汪恩卫等，是学校抓学生的起点班。汪思想激进，言语不羁，其兄又是共产党员，是第一批被抓走的学生，而且又是始终未见复学的学生之一。周恃天因两次被抓，学业未成，以后靠打工、拉骆驼等营生度日；英才被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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