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和浩特史料》1984年第5辑上，有篇题为《奋斗学生赴解放区事件》的文章，作者署名“贾建夫”。这篇文章是专门介绍1948年夏天，绥远省归绥市私立奋斗中学张杰等几名学生出走，奔向解放区参加革命一事的。可惜文章发表至今二十年了，一直未曾拜读。最近，有位老同学将这篇文章复印给我看，并希望我写篇回忆录，自己谈谈此事。这倒使我为难，因为事隔五十多年，当时的一些情形和想法已经记不准确。但是那位同学讲这个愿望不只是他个人的，还是几位老同学的共同心愿。如此说来真是却之不恭，只好勉为其难了。
1948年7月，绥远省归绥市（现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的私立奋斗中学校，有三名（贾建夫先生说四名，错了）初中毕业生奔赴解放区参加革命。这本是件很寻常的事，那时候，此类事不少地方发生，不料竟成为当地教育界的话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后来，此事又成为审干的一个重要问题。至今，这三个人还活在世上，虽说都已年逾古稀，尚能回忆往事，不过那两位身体欠佳，我则健康状况较好，就由我再次讲讲此事经过，不敢说是以正视听，姑且算是回应老同学的要求好了。
这三名学生即山西河曲县籍贯的张怀珍和张四维，以及山西保德县籍贯的本人。我们当时不过十七、八岁，家庭出身都不好，不是国民党政府的官吏，就是地主。我们背叛自己出身的阶级，脱离养育我们自己的家庭，既非遭受校方的政治迫害，亦非遭受父母的嫌弃虐待，而是受共产党思想的启发，以及党的地下工作人员的指引，自觉走上革命道路的。为什么要讲这些，是否离题太远？不，这些也是要紧的内容，并非多余的话。就拿我们姓氏来说，审干时，一位政工干部，曾经质问张四维，你们三人为什么都姓张？张四维一时难以回答，便说：“我的父亲姓张，他俩的父亲也姓张。”另一位政工干部找我谈话，说：“你们三人都是后娘（继母），你们投奔解放区的动机，是不是逃避后娘的虐待？”我回答：“我和张四维都没有遭受后娘的虐待，张怀珍的后娘对张怀珍还很好。”
我们求学的私立奋斗中学，是傅作义将军办的一所普通中等学校。抗日战争时期，傅作义将军先后任国民党政府的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和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兼绥远省主席。他指挥几次抗日战役取得胜利，得到国民政府的奖赏，作为经费，于1942年，在绥远省临河县陕坝镇（现在巴彦淖尔盟杭锦后旗陕坝镇）办起奋斗中学。他办学的目的，一是为旧中国培养建设人才，二是为他的下属解决子女入学的经济困难。那时，傅作义曾在奋斗中学讲过，他统治的后套地区，人烟稀少，生产落后，经济不发达，二十多万百姓，供养近十万军政人员，生活都较艰难，多数军政人员确实负担不起多子女入学。傅作义为部下解决这一困难，起到了稳定人心的作用。奋斗中学初期只吸收军政人员的子弟入学，后来也接纳社会上其他人的子女入学，已经不是纯粹的子弟学校了，更算不上“贵族学校”。傅作义是位热心教育事业的人，办了学校，自然关心学校的成长，自己兼任奋斗中学的校长，安排他的得力助手王克俊、郭揽青先后担任校务主任，主持日常工作。郭揽青是位肯献身于教育事业的人，常以释迦牟尼的话：“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众生不成佛誓不成佛”鞭策自己，办学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傅作义虽说很关心奋斗中学，但也不是像贾建夫先生说的作为“政治宠儿”，并未使其特殊。相反，是严格要求，严加管理，因此奋斗中学多年没有发生贪污盗窃、斗殴凶杀之事，这是有目共睹、看法一致的，不用多讲。奋斗中学的办学方针是“德、智、体兼修，教、学、做合一”，符合新的教育思想，说是受陶行知教育思想影响也不为过。学生除了上课、自习，还参加一些体力劳动。在陕坝，我就参加过平坟地修操场、搬土坯盖礼堂、植树绿化校园、种菜改善生活等劳动。那时的奋斗中学无论校风、教学质量，还是师生关系，都优于绥远中学等公办学校。
奋斗中学虽然管理严格，但也未曾禁锢师生的思想，有些教师还敢在课堂上表示对现实的不满，有些学生也敢秘密传看进步书刊和革命读物。正如贾建夫所说：“真理是封锁不住的”，当然思想也是禁锢不了的。奋斗中学学生中没有国民党的组织，1946年以后，三青团也没有活动，因为学校三青团的负责人是思想进步的美术教师张立之，是他消极对待此事。有学生自治会，我们毕业前的主席是低年级同学韩保华，只是组织同学开展文体活动。总之，这所学校学习空气很浓，政治空气淡薄，既无激烈的革命活动，也无嚣张的反动活动。平心而论，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下，办学能够达到这种程度颇不容易。奋斗中学确实造就出一批人才，解放后，绝大多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投入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贡献。这也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异口同声的评价。“文革”期间，有位外调人员要我为一位同学写证明材料。我问他证明什么，他又不肯讲。我只好写“此人是我1945年至1948年的同班同学”。那位外调人员很不满意，生气地说：“你们奋中的学生中毒太深，解放十多年了，还不忘傅作义生日，年年都要暗中聚会，为傅作义祝寿。”我至今都不知道傅作义的生日是哪一天，也从未参加过傅作义祝寿的聚会，可能是“中毒”不深吧！我只是肯定傅作义在教育方面的作为，没有别的意图。
1947年下半年到1948年上半年那个学期，奋斗中学初中三年级学生中，有了秘密传阅进步书刊和革命读物的活动，我所看到的那些毛泽东著作单行本是当时在归绥中学任教的高一峰传递给我的同班同学王博文，由王博文传递给我的。那时自己年幼学浅，偷看这些著作既怕被人发现，又难懂费解，收获不大。但因其内容新颖，切中时弊，引人入胜，使我大开眼界，兴味愈来愈浓，甚至一发不可收拾。我不仅阅读，还在晚饭后的校园散步时，同王博文交流心得体会。他帮助我理解意义，提高认识，我受到革命思想教育，政治觉悟逐渐提高，思想感情逐渐变化，不再用旧的立场观点看待社会问题，对受压迫剥削的劳动人民有了同情，对国民党反动统治产生不满，寄希望于共产党，直至决心投奔解放区参加革命。现在看来，不过是有点进步思想，但对我这样出身的青年来说，它毕竟是促使我投身革命的动力。
那时，解放战争已由防御转入进攻，华北地区分散的解放区已连成一片，国民党的势力只占据着一些被分别孤立的大中城市，共产党已经实现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目标。傅作义从北平（现在的北京市）飞抵归绥，召集绥远省的中上层军政人员训话，地点就在奋斗中学礼堂，允许奋斗中学的教职员和高年级学生旁听。傅作义讲到时局，打了一个比喻，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说：“现时的局势，共方好比碌碡，我方好比石头，石头碰不过碌碡。可是你们要相信我能够带领大家走出困境。”（大意）我听了认为他的估计符合实际，最后一句无非是对下属的一种安抚。
我觉悟到国民党的统治不会长久，依靠国民党的家庭也不会有好的结局，自己则更无前途，不如趁早自寻出种，即使冒险也在所不惜。鲁迅先生不是说过：“路是从没有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么！这时，王博文向我传播了一些地方有些师生投奔解放区参加革命的信息，启发我产生了投奔解放区的念头。虽说有了这个愿望，但也有顾虑，主要是解放区会不会收留我这样年纪小、文化程度低、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王博文又向我传播了一些到达解放区的师生受到欢迎，得到使用的信息，消除了我的顾虑。此后，我俩的话题主要是如何去解放区了。所以说，我奔赴解放区的动机，一方面是参加革命，报效祖国，为人民服务；另方面是为自己找前途，寻出路，两方面的轻重程度是参加革命后，接受党的直接教育，逐步发生变化的。我始终不敢承认当时就思想多么革命，动机多么纯正。
毕业考试前夕，归绥局势突然吃紧，新城四门堆放沙包，增加岗哨；城外深挖护城沟，城墙上架设铁丝网，看来是要准备防守。新、旧城的街上和文化场所也加强军警巡逻，盘查行人，以防“破坏、捣乱”。全市大有“山雨欲来”的气氛，弄得人心惶惶。我意识到，要不了多久，归绥也会被解放军包围，一种可能是围而不打，另一种可能是打而一时不下，不管出现那种情况，都会拖延我们奔赴解放区的时间，于是决定及早动身，便加紧了准备。一天，晚饭后散步时，王博文突然告诉我，他无法违拗家长的意愿，毕业后要回张家口升学，不能同我一起去解放区了。正当我失望之际，他又告诉我，有同班同学张怀珍和张四维愿意同我做伴，而且由高一峰老师护送我们去解放区，今后你们就同高老师筹划此事好了。我听了转忧为喜，放下心来。毕业后，我和张怀珍、张四维都没回家，一起住在董健民同学家的一座院子里，共同准备去解放区之事，差不多三天两头去归绥中学一次，同高一峰商量。
我们商量的第一件事是出走路线，朝东还是朝西行。朝东走是去张家口，约上王博文，一起去晋察冀解放区。可是当时，察哈尔省境内时有战事，国民党军警防守更加严密，从那里通过封锁线甚为困难。向西行是去包头过黄河，经盐店、达拉特旗、瓦窖堡、张家梁，便可到达陕甘宁解放区的纳林，再转晋西北解放区。这一带尚无战事，国民党军警防守较松，尚且约定，路上遇到盘查，不能说是奋斗中学的学生，因为奋斗中学名声在外，容易引人注目，产生怀疑；而要说是归绥中学进修班的学生，因为该校名声不大，不易惹人注意，即便追问校方，短期进修的学生那么多，校方也不可能都清楚，利于我们蒙混过去。
我们商量的第二件事是通行证明，即怎样得到路条。我们不是归绥中学进修班的学生，难以得到归绥中学开的路条，一时非常着急。还是高一峰老师有办法。他用肥皂和蜡烛刻了归绥中学的校印和校长私章，盖在由张怀珍刻蜡纸油印的十来张空白路条上，准备走一路填写一路，对付盘查。
我们商量的第三件事，是路费问题。以后还是张怀珍到包头后，设法解决了。
我们商量的第四件事，是取得共产党地下组织的介绍。高一峰说有他护送我们就可以了。我们提出，如果途中同他失散了怎么办？他说：“你们到达晋西北解放区后，去找兴县专署专员刘傭如，他是我在太原成诚中学读书时的校长。告诉他你们是高重生介绍来的。”我们到达晋西北解放区后，听说刘傭如已调离这个解放区认为没有必要再找他，就一直没有同他联系。全国解放后，才知他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党委书记。
“文革”期间审干外调人员看了我写的这段历史的证明材料，惊讶地说：“你们是早有预谋！”我回答：“没有事先策划，怎敢轻易行动。”
我们认为准备妥当之后，于1948年7月中旬的一天出发，董健民同学到归绥火车站送行，还赠一把匕首给我们，作为护身器具。我们的意图和动向，董健民是知道的。她不避风险支持我们的进步行动，确实难能可贵。后来得知，她的父亲董其武当时曾向她问过我们出走的事，还说她知情，她矢口否认，未使我们遭受追捕，保证了我们行动的成功。这不仅是同学的友谊，而且是同志的友谊，我们对她一直非常敬佩。
为了不引人注意，在去包头的列车上，高一峰和他的妻子儿女四人在一节车厢，我们三人在另一节车厢。到包头后，高一峰一家住宿城外一家小客栈，我们三人进城，住在刘自新同学家里。当晚，张怀珍从他叔父那里取到十两鸦片烟土，请刘自新的父亲代为出售，我们拿到几十元银元，有了充足的路费。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第二天一早，张怀珍出城去找高一峰，回来说：“没有见着，只看到高老师留的条子，说他们先走了。”我们担心同高一峰拉大距离，失掉联系，急忙乘马车离开包头，向黄河边追去。傍晚渡过黄河，在大树湾歇下。可是，此后一路上，再也没有打听到高一峰一家的去向。1967年11月，张立之从呼和浩特市第一师范学校给我来信说，高一峰同我们到包头后，打算夜渡黄河，不料在河滩迷了路程，小孩冻得直哭，增加了行动的困难，只得退回归绥，这个情况是高一峰当时告诉他的。
一路上，我们受到国民党军警的几次盘查，最危险的一次是在瓦窖堡。那天晚上，我们歇在一家店里。店房一屋两炕，住有七、八个客人，有小商贩，有赶牲口跑运输的。饭后，我们躺下休息，忽然进来一伙穿便服的人，气势汹汹，喊我们起来。张怀珍问：“干什么？”他们哗地一声举起枪来，拉动枪栓，子弹上膛，枪口对准我们的胸口。一个持短枪的人恶狠狠的说：“好大的口气！你们是干什么的？到哪里去？”张怀珍说：“我们是归绥的学生，到张家梁去探亲。”那人说：“拿路条来。”张怀珍说：“没有路条还敢出门？”便掏出假路条递给他。那人看了一阵，可能是不识几个字，又问：“你们哪个姓张？”张怀珍说：“路条上写着，我们三个都姓张。”那人从我们口中发现不了什么破绽，说了句：“明天再跟你们算帐！”便吆喝上那伙人走了。
经过几天的长途跋涉，虽说担惊受怕、足破腿肿，可是我们终于到达了陕甘宁解放区的纳林，向解放军绥蒙支队的一个小分队报到，说明是前来参加革命，受到热情接待和真诚的欢迎。我们那把匕首已无用处，便交给小分队。第二天，小分队派人送我们到设在沙圪堵的绥蒙支队队部，政委韩峰对我们更加亲切，同我们交谈了好几天，了解我们的过去的情形和今后的打算，然后根据我们的心愿，介绍我们到了晋西北解放区。从此，我们实现了向往已久的愿望，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2003年3月于四川成都
（作者：原四川省党报主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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