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我追记在学校工作三十五年中，所经历的二、三件难以忘却的小事，算是我献给学校五十五周年校庆的微薄礼物，以示祝贺；同时，也是表达我的内心深处对学校的一丝眷恋之情。
（一）
有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来的杨德明、薛行樵和我，还有从内蒙师范学院毕业的孟和吉尔格勒（蒙族）及王××（忘记了名字），我们一行五人，于1960年8月初的一天来到杭锦后旗中学报到。接待我们的领导告诉我们说，学校宿舍特别紧张，只好让我们住到生物园中的一间小房子里。我们去一看，屋里胡乱堆放着各式生产工具和物品，墙上挂满蜘蛛网，处处是厚厚的灰尘。我们二话没说，自己动手打扫干净住了下来。
第二天领导通知我们说，全校师生都在各公社大队抢收秋季庄稼，要我们第二天就动身，先去光荣红太阳大队找王忠老师，由他安排我们的劳动。学校无人给我们带路，只说出校门往东过了大桥，朝向东北方向走就能找到。我们都人地两生。只好身背行李，顺着东北方向，或走农田，或走田埂，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了好半天。好不容易碰到了一位老乡，甭说那个高兴劲了。上前一问路，只见那位老乡抬手指，下巴壳一扬，说：“哪——”。遗憾，我们谁也不懂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只好硬着头皮，沿着他指的方向继续朝前走。终于在中午12点左右找到了王忠老师。经我们自我介绍，他就安排我们住了下来。吃过午饭，我们随学生一起下地割水稻。在这里，我劳动了一个多星期，又根据学校调遣，先后去了五星永华割过水稻，运过肥；去小召起过蔓菁；最后到永胜新发割运过水稻，挖过山药。一直劳动到地上冻，才回到了学校。
在劳动中，我们与学生吃的是一锅饭。经常吃的是玉米碴子加菜或蔓菁条，好一点时加点土豆或面葫芦熬点粥。要是吃上一顿玉米窝头就真很不错的了，睡的是一盘炕（或地铺），来回都是自背行李徒步赶路。尽管劳动很累，生活艰苦，但我们每个人的心情还是很愉快地，同时，在劳动中，我与同学们普遍地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和友谊。
在永华劳动时的一天，张韵竹老师（已故）悄悄问我：“老李，你是右派吗？党支部齐老师说你是右派，要老师们随时监督着你，你可要小心。我当即告诉他，在1958年处理完右派的一天，突然有人写出大字报说我是右派。我是班主席，当时我还正在养病（由注射防疫针引起的脑炎）。班上就组织对我进行了一系列批判，最后“免于处分”。到1959年9月31号在全年级大会上又宣布给摘掉右派帽子，说是全国第一批。后来一位同学说，当时全年级三个班中，其他两个班都有好几个右派，唯独我们班没有，上面不让，这就把我打成了右派。当时戴与摘帽子都只是一句话，就为这还把我当右派看，随时都是多少双眼睛盯着我，惟恐我会搞破坏，真叫人哭笑不得。更有人在1965—1966年的“四清”与“文化大革命”中说我这是给自己的右派翻案。
不管怎么说，这一段经历，在我的一生中是最难以忘却的。
（二）
劳动结束回到学校，教导处张麟勇主任（已故）对我说：“生物科的课均有人担任，你可改教语文或俄语”。我的文学知识水平和修养自我感觉良好，所以，我选择了改教语文课，并兼任初一62班的班主任。
1960年底到1961年初，初中学生大批下放，充实农牧区的“三员”。班级进行了较大的压缩、调整，分部撤销。学校又安排我担任初一、二年级各五年级的“植物学”与“动物学”课，三个师范班（在现工程公司院内）的“农业基础知识”和“农业技术”（无教材，只有要求提纲），以及高一一个班（九班）的“生物学课”。同样，我还是二话没说，又走上了新的教学岗位，到1961年5月份，袁月刚老师调回河北，教导处又让我接了高一另一个班（十班）的“生物课”，同时还接了高三五、六两个班报考农、林、牧区专业的同学组成的“农医班”的高考生物学科（包括植物学、动物学、生理卫生和生物学）的总复习课，我仍然什么也没说。
1961年9月份刚开学，由于訾政清老师调入，边世荣老师与吕中和老师调走，张主任又让我让出高一的“生物学”课由訾老师担任，而又再给我加了初三的三个班“生理卫生”和“化学”课。在同一时间里，由一个人担任这么多门数与课时数、变化又快，跨越度又大，在学校历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就这样，我依然按领导的安排做了。
（三）
1963年5月份，訾老师在给高三九、十班报考农、林、牧、医的同学组成的“农医班”进行“生物学科”高考总复习过程中，不知为什么，班上学生集体向校领导提出要求，指名要求我给他们进行复习。领导给学生做工作，仍不行。领导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由张主任找我谈话，要我马上接替訾老师，给高三“农医班”进行复习。我考虑；一、訾老师与我同一教研组，又是我们组的副组长，在这样情况下，我接他的课，会影响我们的关系；二、为了照顾訾老师的威信，由訾老师继续给学生上课，在上课的同时与学生座谈一下，听听他们的希望和要求，改进复习方法。因而我没答应接课。由于訾老师拒绝再给上课，学生也不依，后来校党支部王福盛书记（已故）亲自找我说，支部与学校领导决定，由你接高三“农医班”的高考“生物学”的复习与辅导，我再无法推辞。接课后我连夜给编写并刻印了总复习题，并附有答案提要的资料。在复习过程中，经过全面、重点、与压题的复习阶段，使学生比较全面、牢固地掌握了复习内容。在高考时学生们取得了比较满意的成绩。
万万没有想到，在1965年—1966年开始进行的“四清”和“文化大革命”中有人硬说我是九、十班的“农医班”学潮和“九班大字报事件”的黑后台，成为批斗我的罪状之一。这完全是有意的，恶毒的诬陷。
以上我是切身的经历，它虽然没有多大意义，但我想它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的为人；同时也可以透视出那个年代的政治背景。这几件小事使我铭刻在心，终生难以忘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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