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初中生活和高中生活都是在奋斗中学度过的（今天的奋斗中学当时先后称“杭锦后旗中学”和“杭锦后旗第一中学”）。1966年夏天，正当我们即将步入高考考场之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念大学的理想也随之破灭。接着，又在学校里搞了两年“文化大革命”，亲历了教师斗教师、学生斗学生、学生斗教师的动乱年代，才于1968年秋季离开了母校。如此算来，我一生中竟有8年的时光留在奋斗中学。人的一生能有几个8年啊！
我至今仍然坚持这样的看法：人的一生中最重要、最关键的时期是在中学时代。因为一个人人生观的形成，对各种知识的兴趣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对未来所从事的职业的选择，都决定于中学时代。所以说，一个人青年时代在一所什么样的中学学习，对他的一生至关重要。应当庆幸和自豪的是，我就是在一所就当时当地而言最理想、最优秀的学校——奋斗中学度过我的青少年时代的。
奋斗中学在“文革”前就是内蒙古自治区的18所重点中学之一。当时，她拥有在全区中学中属于一流的师资。我们高中时的任课老师，大多数都是毕业于国内一些名牌大学的高材生。比如：语文教师冯锡玮，数学教师何敬之，物理教师许炳荃，他们都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数学教师朱永蕃，毕业于江西大学；数学教师甄力生，毕业于中山大学（记得他的普通话讲得不够好，“横坐标”的“横”，总是发成“黄”的音，让大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俄语教师蔡石林，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大学。还有一些内蒙师大毕业的老师，他们的水平也是相当高的，并不亚于一些出自区外名牌大学的老师。像语文教师潘涌，数学教师刘兴汉，物理教师张述尧等。
当时学校的教师队伍中，有不少是支边来的南方人。他们从未领略过塞北的严寒，自然也没有足够的防寒准备。冬季的校园里，总能见到一些南方教师，他们双臂交叉胸前，紧裹着单薄的上衣，顶着凛冽的寒风在疾步前行，这似乎成了校园冬季一道独特的景观。
现在我虽然也跻身于大学教授的行列，但回想起那段难忘的中学求学生活，仍觉得获益良多，终身受惠。潘涌和冯锡玮老师的语文课，课文内容分析见情见理，思想挖掘极有深度，文言文的讲授更见功力。可以说，听他们的课本身就是一种享受，我就是凭着他们当年给予的知识，一入大学，就成了班内少数几个可以免修“历史文选课”（实际内容为古典历史文献的阅读）的学生之一。何敬之老师讲的“解析几何”课，把我们从静态数学的领域带入一个全新的动态数学的领域，我也因此对数学产生的极为浓厚的兴趣，曾下决心要集毕业精力遨游数学王国。记得我在当年已经填好的高考志愿表的区外第一志愿栏内，竟然不知深浅地写上了“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遗憾的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缘故，连考场也没有上，当然也就无话可言了。刘兴汉老师的代数课也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他的俄语水平很高，当时给我们留的作业题，有不少是从苏联的一些数学杂志上翻译过来的习题，这在一般的中学教师中，恐怕是极为罕见的。
化学教师陈振华，我至今也不知道他毕业于什么学校。但是，他那高深广博的学问，温文尔雅的儒士风度，仍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他对化学实验过程中出现的任何细微的异常现象，都能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讲课语言简练，绝无废话，45分钟的授课内容仅用30分钟就交待得清清楚楚，剩下的时间就是学生看书消化，他作辅导答疑。老师教得轻松，学生学得也轻松。
奋斗中学当年是巴盟仅有的一所汉语授课的全区重点中学（另一所全区重点中学是蒙语授课的巴盟二中），她的高中班学生是在全盟范围内择优录取的。所以，全盟各地有志于在将来念大学的初中学生，纷纷在毕业后报考了奋斗中学。以我们那一届高中班（1963年入学的十四、十五班）和我们的上一届（十二班、十三班）和下一届（十六、十七班）为例，学生来源东至乌拉特前旗、中后联合旗和五原县、临河县，西至乌达、阿左旗。就连当时盟直中学、巴盟一中的优秀学生，也都前来奋斗中学求学（当时的盟所在地在今天磴口县巴彦高勒）。当年的奋斗中学，真可谓贤者云集，群英荟萃。高水平的教师再加上高素质的学生，自然使奋斗中学的名声鹊起。
当年学校的管理者也很不简单。校长王非是有着光荣革命经历的文化干部，副校长徐秀泉是一位饱学的旧知识分子，教导主任张麟勇（据说）是毕业于北师大教育系的科班出身的教学管理专家。他们知识渊博，热爱教育事业，极富敬业精神。可以说，奋斗中学的辉煌，有着他们不可磨灭的功绩。张麟勇主任对中学课程可以说门门在行，而且识才、惜才。他对学校师资的配备、教师授课水平的评估，是很有见地的。
学校里与教学配套的辅助设施，在当时也堪称一流。关于图书馆的藏书量，我当时作为一名学生，还无从知晓。但只记得大量中外文学名著，在书库中一应俱全。学生和教师必要的教学参考书，也都能借到。就连像《数学通报》、《物理通报》、《化学通报》这类在大学图书馆书架上陈列的、具有相当水平的学术刊物，也都能在我们的图书馆里见到。现期报刊对学生开架。现在回想起来，那真是一处宁静、神圣的知识殿堂。遗憾的是，“文革”期间她就被毁掉了，好多极有价值的书皆不翼而飞。不知道现在的图书馆恢复到了什么样子？
就在我们读高中期间，学校在校园中轴线的东侧建起一座在当时已属于高档建筑的，砖瓦结构规模不小的理化实验室，并购置了大量的实验仪器和药品，配备了专职的实验员。据说，这样的实验室在当时全区的中学里是属于一流水平的。理化课的重要实验，学生都有机会亲手操作。像这样的实验设备，恐怕连今天的普通中学也未必都已具备。
当年的母校，学习风气既紧张，又活泼。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组织了各种与所开课程有关的课外活动小组。每到周六的下午，各课外小组都有自己的活动。我所在的语文课外小组，还办有自己的油印刊物《新苗》，刊登学生的习作。任课老师还经常举办一些带有学术性的知识讲座，以拓展学生的视野。记得当年许炳荃老师的“天文知识讲座”，最受学生欢迎。大家白天听讲座，晚上还可以用天文望远镜观察神秘莫测的星空。
写这篇文章前不久，我在《内蒙古日报》（2001年10月3日第4版）上看到一篇有关奋斗中学的报道，感到十分欣慰。文章说，奋斗中学在2001年高考中荣获全盟上线第一名的好成绩。杭锦后旗政府为了奖励高三年级的教师，特拨款15万元供他们在国庆节期间赴港澳旅游。并且说，旗政府还出台了新政策，重奖考上清华、北大的奋中学生（每人奖励1万元）。旗委、旗政府如此高瞻远瞩，尊师重教，相信母校的发展前景必将是极为乐观的。其实在“文革”前，我们学校的高考升学率就是非常高的，据说最高时能达到70%左右，在全区名列前茅，而且考清华、北大者不乏其人。
确实，母校有引以为荣的历史，有值得骄傲的今天，更有光辉灿烂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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