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蒋志伟，是创建奋斗小学的第一任校长，她是三十年代在日本东京日本大学社会学系学习教育兼研究文学取得学士学位的回国留学生。一生中主要从事进步的教育、文学、妇女等方面的工作及山西丁玲战地服务团等处工作。解放前，参加了民主党派，受中共党员单线领导，接受任务，为党做了许多工作。解放后，在南京是第四区区人民代表、区政协委员，曾立过四等功。1963年在北京病故。
在1940年夏秋之际，我随母亲长途跋涉奔向抗战前方陕坝。到陕坝时，傅作义将军曾请我母亲携我去吃饭，还让人送给我一件黑布面羊毛皮大衣和一双整筒的蓝色毡靴。那时正值全军召开一个大会，还让我上台唱了一首歌，我唱的是《黄水谣》。
从前方回来，到宁夏黄渠桥，我母亲就开始具体筹建学校。这是一个小镇，刚去时，是住在一个民房院子里，不久我们就搬到一个大庙里去了。学校设在这儿，开始有了学生，但人数不多。有一位女教师姓王，还请了一位男老师，就是康墨蜂老师，为建学校出了不少力，是我母亲工作的得力助手。我们在大庙里进行念书、演戏、唱歌、跳舞、讲演……等活动。大庙廊下朗朗读书声，很有音乐感节奏感。我们演抗日戏，在当地是个新鲜事，我在剧中扮演的“花姑娘”角色反抗了日本鬼子。以后我一上街，后边就跟着一帮孩子指指点点。我们还跳劳动舞，是仿锄地、绕线等编排的。
在黄渠桥，我母亲还为奋斗小学编了一个校歌，歌词为：
“贺兰山下，黄渠桥边，一群活泼儿童在这儿学习。长官的爱护，师长的指导，把我们培养成一批小战士。父兄们在冰天雪地里杀敌，我们也要好好学习，好好成长。”
大约在1941年夏秋之际，学校就要迁往石嘴山，两地之间相距不算远，可能就几十里地，但道路却十分难走。那时的路全是雨后干了的坑洼，高低不平的土路，我们坐的是牛拉的木头轮子的大车，一路上颠颠簸簸，车晃荡的很厉害。
到了石嘴山，用的是当地一个大院来建校。首先学校要搞基建工作，大礼堂是用一排房子打通改造的，设计很好，是从室外炉膛生火来解决室内取暖的问题。礼堂比较大，墙壁弄成双层墙，墙间留出一定距离好通进热气。地面是和大型的土砖块按一定的高度，一定的比例，排列整齐，互相间纵横留出一定通气道，砌好后，墙四周及地面下都可进热气，室内可以达到既暖和又干净的目的。内部布置也很正规，礼堂前面修了一个木板地面的舞台，由两侧拾级而上，墙上的两侧挂有绛红色幕布，像剧场一样，分有层次，从房顶垂挂下来，演出时，可在幕布后做准备工作。两边分有上场下场之别，在舞台前沿上方横挂一个横幅，上写着：“整齐严肃”四个字。
在整个房舍院落后边是一片大空地，就用它修建了一个很大的操场，场子分为两大部分：一半安装了滑梯、压板、秋千架，另一半则修的是篮球场和跳高沙坑。那个时候，无处去买这些体育器械，全是由自己设计请人做的。室内安装有乒乓球案子，还有下象棋的设备。
这时学校学生已有60来人，并开始上课。全体师生还曾在校长室门口照了一张像，以留作纪念。同学们已分教室上课。
那时抗战已进行到了最艰苦的阶段，我母亲效仿延安做法，开展劳动生产活动。我们用牛拐中间插上一个粗铁丝做轴，一手扭动牛拐，一手絮羊毛，拧成土制的毛线，然后再将线绕在拐上，有了线，就自己织毛袜子。学校买来数辆纺车，学着纺绵线，纺线时是左手持棉花条一点点捋出细线来，右手摇车，再绕到线轴上去。这个技术是需要左右手动作协调，我经过一段时间练习，纺出的棉线还是比较均匀的。此活动，也留有一张照片。
在师资方面，在当时那个边远落后的地区就算是强的了。老师有的是有文化的军属，丈夫在前方打仗，本人在后方从教，还有一位是齐鲁大学毕业的女老师。另外，有位男老师叫王家驹，思想很进步，跟我母亲很谈得来，他有意要到八路军地区去，我母亲支持和协助了他，并放行。还有位男老师叫叶松苓，原是当地石嘴山小学校长，被马鸿逵逮捕入狱，受了大刑。出狱后，因共产党嫌疑，无人敢用就失业了，我母亲很同情他，不怕担风险，就邀请他到奋小任教。
在生活上，当时确实艰苦，喝的是黄河水，水色很黄，象泥汤一样。挑来的水倒在缸内，再放入白矾，第二天水清了才可以喝，但是水很甜。
学校在这时已初具规模，教学设备基本具备，教学也逐步走向正规。抗日爱国的思想教育经常在进行着，文体活动也很活跃。在劳动方面也组织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动，既培养了艰苦朴素的作风，也锻炼了劳动本领。学校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不正规到初具规模，真是符合了奋斗小学的名称，是在奋斗中建立，在继续奋斗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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