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八年夏，绥远省归绥市私立奋斗中学张杰等四名学生出走、奔向解放区参加革命一事，震动了国民党绥远省教育界。
一九四八年，国内解放战争的形势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华东和中原战场上捷报频传，东北全境即将获得解放，人民解放军正对北平、天津采取包围态势，退缩在北平城内的“华北剿总”的部队，已经处于山穷水尽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一向被认为是傅系“后方基地”的绥远、尤其是发生在干部子弟学校中的学生们出走参加革命，就更是一件不寻常的事了。
私立奋斗中学，原为傅作义的随军干部子女学校，初建于宁夏黄渠桥，一九四二年迁于陕坝。学校分小学和中学两部。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日战争胜利，这个学校随军到了归绥，中学部校址在新城西门外，是接收日本侵略军的一个小学校舍，小学部和家属宿舍设在马路北面，原为日伪军的仓库。一九四七年傅部攻占了张家口，便在张家口建立了奋斗学校校本部，归绥的奋斗中学实际成了分校。当我军解放张家口之前，傅部退缩到北平时，张家口的奋斗学校师生也随之逃往北平。所以人们都说：奋斗学校是傅作义的“心头肉”，是傅部的“政治宠儿”。这说明傅系对这个学校的重视和爱护。
奋斗中学的学制和所设课程，与普通中学相同，校内也同样有国民党和三青团的组织，所不同的是对学生们的思想禁锢的手段，比一般学校更加严密。为了对学生进行思想控制，无论生活训练、社会活动等，都由学校训育处和军事管理员掌握。思想、生活教育的内容，主要是以傅作义的“傅长官言行录”为准则。每天晨操前，晚点名后，训育主任或军事管理员们，站在讲话台上，让全体学生象小和尚受戒一样，念诵傅作义训词“八训条”“四反省”。学生们日常的言论和行动，如稍有被训育处和军事管理员认为是“不轨”之处，轻者罚站罚跪，重者便遭到板子打，严重者则被开除学籍。如一旦被开除学籍，不仅被开除的学生本人会失去生活的凭依，其家长在傅部也会受到非议。因学生在校的衣、食、住都由学校供给，如被开除就要照章赔偿。总之，这个学校对学生的控制是严密的。但真理是封锁不住的，尽管奋斗中学对学生的思想进行严密的控制，也有进步教员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在那里作艰苦的斗争。美术教员张立之就是在我地下工作人员的领导下，在该校学生中进行工作的。他利用自己当时的合法身份，根据不同对象，在暗中宣传革命道理，或借给进步书刊，或传递革命胜利消息，启发学生的政治觉悟。张杰、于靖洋就是和他关系密切，思想上受到影响较大的学生。他们阅读了不少革命书报，象《联共（布）党史》、《政治经济学概论》、《辩证唯物论》、以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通过暗中传递，互相阅读，政治觉悟不断提高。加之目睹到国民党政权贪污腐化和广大人民的生活日益贫困，在他们心里根植下对旧社会的不满，感到这个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很快将为新社会所代替。他们又从秘密传阅的革命书报上，得知解放区人民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与此同时，国内战场上国民党部队的惨败与解放军胜利的消息不断传来，更给他们以极大的鼓舞。这样，前往解放区参加革命，让自己在伟大的人民解放事业中贡献力量，这一思想在他们年轻的心里孕育着、逐渐滋长着。终于在一九四八年的夏季，利用学校放暑假的机会，在我地下工作人员的安排下，实现了自己的理想。
张杰、于靖洋等四名同学瞒着家庭和学校，也瞒着自己的同学和好友，踏上奔往解放区的道路，他们经过包头，渡过黄河，巧妙地躲过敌人一道道的关卡，于十天以后，顺利地到达晋西北解放区，投入了革命的怀抱。
学生失踪首先是学生家长们发觉的。当家长们自己的亲友处遍寻不见，并得知他们相伴前往解放区参加革命的讯息后，他们向学校要人，学校负责人得知事情的发生，张立之一下子成了怀疑的对象，学校负责人当面诈唬说：学生已经在包头被扣，从学生口里，说出了送他们走的就是张立之。事件很快由学校传到绥远国民党军政当局，军政负责人大为惊慌。因为傅系部队在华北战场上连吃败仗，目前正在解放大军的包围下困守北平，一筹莫展，绥远和北平有着休戚与共的关系，虽然尚称安定，只不过是暴风雨来临前的暂时静谧，何况学生出走事件竟出自干部子弟学校，这一事件的严重性也就不言而喻了。军政当局一方面下令有关机关迅速派人追赶并严令沿途军警岗哨拦截，一面追查事情发生的原因。经过调查，他们发现学生出走与教员张立之有着直接的关系，还了解到张立之不但与失踪学生关系密切，而且平日有大量反对国民党的言论。于是下令出动军警和武装特务于八月五日深夜将张立之及爱人宫新才和他们不满一岁的孩子张小新一同扣捕。
与此同时，平时和张立之交往密切的归绥中学教员高一峰（我党地下党员）也被捕入狱。
张、高二人被捕的次日，绥远国民党军政负责人乘车亲临奋斗中学，把全校教职员和学生集中起来进行“训话”，对张、高二人大肆诬蔑和诋毁，说他们是“教员中的害群之马，在戡乱战事正紧之际，将青年学生引向匪区，是犯下了严重的罪行”，并恶狠狠地表示对张、高二人“将实行严厉的制裁”。同时，还由教育行政部门通令各学校对学生严加管束，认真注意教员和学生的思想动向，严格防范同类事件再度发生。
张立之、高一峰被捕后，被投进了国民党特务机关设置的秘密监狱，这个秘密监狱在归绥新城东街路北的大院中，西隔壁就是国民党绥远省党部。它是由特务头子张庆恩直接掌握的，监狱的具体负责人是绥远调统室主任祁觉民和统建队特务胡尚儒。据张立之回忆，他被送进这个监狱后，里边已有二百多人被关押，都是“重要的政治犯”，他和爱人孩子被分开，更不许和高一峰见面。初到狱中就进行审讯，由“绥远特别刑事法庭”开审，大小特务轮番逼供，要他交待事件的主使者以及中共地下组织的活动情况……。起初是白天开庭，后来夜间通宵审讯，进行“疲劳轰炸”。特务们逼供时，使惯用的软硬两手，先是进行哄骗，说什么交待出问题，就可被释放出去后和家人团聚，而且还可受赏等等。这一手不生效时，就拍桌子瞪眼大肆咆哮，并当着她们对张立之进行抽打，张立之的爱人和孩子看到自己的亲人横遭毒打上前阻拦时，被特务们拖了出去，孩子哭叫不止。
秘密监狱象一个密封的罐头，特务们对被关押的人员防范极严，外界的消息根本传不进来，里边的人们对当时的形势更是一无所知。但是，张立之同志说：“从这帮家伙在对待在押人员的态度上，甚至从他们面部表情以及眼神中，也能探视出他们鬼蜮心肠”。据张立之同志回忆说，一九四八年底，秘密监狱的大小特务们，忽然停止了对在押人员的审讯，他们进进出出，匆忙异常，对在押人的态度也不象平时那样严厉了。这时在押的难友，互相警惕了起来，因为恶狼在吃人之前惯于装出一副笑脸的，他们预测到国民党反动派在战场上遭受失败，很可能对在押的“人犯”使出毒手。有经验的难友如冯旺财（解放后在西安政法学院工作）当时让张立之转告大家提高警惕，以防敌人“屠狱”，如果敌人一旦进行屠狱时，全体在押人员团结一致与敌人进行斗争。这时大家都做好了准备，单等敌人一有行动，就争取时间先发制敌。后来才知道，敌人当时的表现，确实是由于我人民解放军一度逼近归绥，使敌人内部慌做一团。不过时隔不久，大概是因北平实现了和平解放，绥远形势也和缓下来了，遵照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关于实现“绥远方式”的伟大战略部署，我方与绥远国民党军政当局进行和平谈判。特务们迫于形势的变化，在对待在押人员的态度上，就象泄了气的皮球一样，一下子垮了下来。他们对“犯人”互相交谈不但不加限制，有时还主动和人们搭讪起来，人们可以自由在院中“放风”。有些家属来探望，也准许见面了，从家属们的口中，知道形势已经好转，绥远即将实现和平解放。到了一九四九年的春季，在形势的压力下，绥远的国民党军政当局不得不做出一番姿态，把在押的“政治犯”释放了。
这就是我所了解的一九四八年奋斗中学学生到解放区参加革命，教员张立之、高一峰二人被捕入狱一事的大致经过。
（见1984年《呼和浩特史料》第五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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