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43年秋考入陕坝奋斗中学。46年初中毕业被保送升入高中，随校迁往归绥（现在的呼市）上了高一。随校又迁往张家口上了高二、高三，不久于48年10月又迁往北平。直到49年3月学校迟迟未开学，我们怕拿不到毕业证书、耽误考大学而不得已转学到潞河中学。
我在奋斗中学受到了多方面的教育，对我这一生确实发生了重大影响。回忆起来当时学校认真地执行德、智、体三育并重的教育方针，对我们发生了久远的良好作用，这个方针是正确的。
智育是每个学校都重视的问题，奋斗中学采取了许多保证措施。学校规定学生全部住校，并实行了半军事化的管理方法，使生活规律，充分利用时间，每天有早自习和晚自习，保证所学课程的复习及预习时间。教导处设法聘请有真才实学的老师，而且要求老师们都住到学校，便于学生们向他们请教。学校大力提倡师生关系要有浓厚的父兄关系色彩，要求老师们关心、爱护、教育学生，要像父兄对待子弟一样。每门课学习过程中都有正规的月考、期中考试和期末考，有的老师还经常有小考或抽考。这样使得学生经常处于认真、紧张的学习生活中，没有松懈怠慢、偷懒的空间。不及格要补考，补考后仍不及格就要退班，当时学校很严格地执行着这些规定，即使对公费生也不例外。
体育为学校的主课，设有体育处和主任。有多项训练内容（田径、球类）和考试，各项测试分数汇总平均为学期体育成绩。除此而外，每天早上起床后即集合到操场上，列队围操场跑几圈，不许出列和掉队。每天下午晚饭前有一个小时必须参加的体育活动。这样大大助于增强体质，而且可以缓解紧张学习的脑力疲劳，提高晚自习的学习效率。学校也很重视组织篮球、排球校队，经常开展与兄弟学校的比赛。在陕坝时还多次与援华美军士兵进行比赛，至今我还记得当时我们拉拉队的口号。
在德育方面，学校设有训育处，主任下面还有专职的男、女生管理员，参与学生各种活动，严格执行学校对学生各方面的要求和规定。学生每天都写日记并交给班主任批阅，无疑他可以较多较深地了解到学生的思想情况。每学期末，班主任写出对每个学生的评语，并评出具体分数成为德育成绩。
每学期学生的总成绩是由各门功课考试成绩的平均分数，与体育分数、德育分数相加后除以3得出的分数为学期总成绩。这样得出来的分数60分以上70分以下为丙等，70分以上为乙等，80分以上为甲等。依具体分数的多少再列出每个等级中的第一、第二……等名次。这些结果要以大字报的形式、张榜公布在学校的公布墙上，这无疑对学生是有很大的鼓舞和压力。对每个人的各项成绩以及评语等，均于假期中寄给学生家长。
为了鼓励学生努力上进，特别为支持当地老百姓的优秀子弟能继续上学，当时的校长傅作义将军设立了傅宜生（即傅作义）先生奖学金。甲等生第一名，可得头等奖学金，金额正好是下学期应缴的膳食费和服装费（当时奋中冬天发一套棉衣，夏天发一套单衣），如为自费生即可全免该交的费用，如为公费生，则可得此金额的50%现金。第二、三名，分别可获1/2、1/3金额。但能获奖学金者，不只是三育平均在80分以上，名列全班头在名，而且必须是德、智、体三育每项都在80分以上。如果体育或德育成绩不到80分，你的功课成绩再高也不成，即使平均分数为全班第一也不能获奖学金。这样就使三育并重的教育方针得到了进一步强劲的执行和贯彻，使学生得到全面的发展。
我家住在蛮会农村，家中无任何人在当时的政府机关任职，因此是自费生。家中虽有土地若干亩，但除交公粮外，仅可勉强糊口，无力供我上学。家乡又是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农村，男孩子能上中学的就很少，女孩子上中学的就更不见了。人们都认为“女儿将是别人家的人，供他们上学没有用”，故我必须努力学习，争取获得奖学金才能继续上学。从初二开始一直是傅宜生先生的头等奖学金支持着我的中学生涯。我之所以能上完中学，而且毕业后于49年考入名牌大学北京大学，确实得益于在奋斗中学获得扎实的基础知识。40多年来，我从事着医科大学的教学、医疗和科研工作，能较好地完成任务，尽职尽责地为人民服务，1992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证书并开始享受特殊津贴。1995年获北京市优秀教师称号及荣誉证书。我认为这些荣誉和成绩的获得都与我青少年时期接受的教育有关。值此纪念母校55周年校庆之际，我衷心感谢那些曾为我们成长付出辛勤劳动的老师们，也衷心祝愿奋斗中学在新时代做出更大成绩，为祖国培养出更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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