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43年9月考入陕坝奋斗中学。1946年初中毕业后随校迁往归绥（原绥远省省会，今为呼和浩特）读完了高一。1947年秋随校迁往张家口，上完了高二。1948年11月再次随校迁往北京。1949年3月转学到潞河中学，7月高中毕业，不久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13岁到19岁，我从少年到青年，这是一段人生最重要的成长时期，奋斗中学六年的教育，对我产生了终身不会消退的作用和影响。50多年过去了，回过头来看，应该如何评价这些作用和影响，我和我的同班好友们认真议论过。我们都认为那六年奋斗中学的教育是成功的。教育方针和现代教育观点是一致的，各方面的管理虽然在现代不能完全实行，但其精神实质确有可借鉴的价值。
回忆起来，对我们发生重大作用的主要为德、智、体兼修的教育方针和生活等方面的严格管理。
一、教育方针
1943年9月初入学时，校舍尚未建好，我们是在露天的土地上，坐着小板凳、双膝为课桌上课的，开始了我们艰苦奋斗的学习历程。当校舍建起来（全为土平房）。一进校门迎面就看到写在一排办公室墙上的“德、智、体兼修，教、学、做合一”10个耀眼的大红字，这就是奋中的教学方针。学校是这样提倡的，也是这样认真贯彻执行的。
1、智育方面
学习是学生的天职，学校为了保证使学生学好，做了很多工作。首先是从傅作义校长（当时为第八战区副长官，绥远省主席）的干部队伍中，挑选（多为名牌大学毕业者）作风好、又有教学能力的人来校任教。对数、理、化和英语等主课十分重视。上课的学时多，又有早、晚3小时的自习保证复习和做完作业。常记在陕坝时，每天早自习时，要同学们大声朗读英文名词和短文，晚自习则要求绝对安静，不许闲聊、玩耍和看小说，班主任随时从后门进来查看。每月有月考，学期中间有期中考，期末有大考，还经常有小的抽考。这样多的考试，养成了我堂堂课认真听讲、课后认真复习的习惯，而且逐渐失去了对考试的惧怕和紧张情绪而习以为常。历史、地理、图画、音乐、劳作等课，亦均有定期考试。一个学期的总成绩是各科目的平时及期末考试成绩的总平均分数。学校特别重视平时的分数，在总分中，平时分数占40%还是50%我记不清了。这样可督促学生经常认真学习，不要抱有靠期末考试得好分的侥幸心理，学习可更扎实。考试不及格者可补考，补考仍不及格者就留级。
2、体育方面
傅校长要求学生有健康的身体、活泼的体态，故将体育课放到与业务学习同等重要的位置上。体育课有长跑、短跑，跳高、跳远，双、单杠，铅球等田径项目，还有篮球、排球、垒球等球类。都有考试及分数总和的平均值。此外每天早上的列队跑步，不管酷夏、严冬，从不间断，曾在张家口将小女同学冻哭的事例。每天下午5~6点，每人都必须到操场上参加体育活动。女生来例假者可以不跑、不跳，但亦须在操场上参加轻活动。这样成年累月的锻炼，不仅有益于身体健康，也可使精神和意志更加坚强。如有缺席（如病假）则要扣体育分数。
3、德育方面
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标准和要求。奋斗中学诞生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1942年。地处绥西陕坝这样偏僻的小地方，傅校长是将抗日战争的胜利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因而他实行国共合作的方针，对学生进行抗日、爱国的教育，对学生操行的评价，是好好学习，遵守校规和纪律，尊敬师长，团结同学。班主任老师对同学进行较深入的了解，每天阅览该班学生的日记，每学期对学生要写出操行评语并给出分数，如有迟到、早退、打架、闹事等行为要记小过或大过均得扣分，如有3个大过就得开除。
4、学生总成绩的计算和傅宜生（即傅作义）奖学金
每个学期的成绩体现德、智、体兼修的要求。即将（各门功课的总平均分+体育的总平均分+操行分数）÷3即为该生本学期的总成绩。≥80分者为甲等生，＜80≥70者为乙等生，＜70≥60者为丙等生。依分数的多少排出甲等、乙等和丙等中的一、二、三、四、五……名次。如果在全班列名为甲等第一、二、三者可以得到傅宜生先生的一、二、三等奖学金。但条件是德、智、体三育的分数都得在80分以上，如果体育或操行分数＜80分，即使总分仍为全班第一，也无获奖资格。所有学生的总成绩都要写成大字报张榜公布在学校的布告墙上，同时有一份详细的成绩单、操行评语、奖惩结果等寄给学生家长（家长通知书）。这种评价学生成绩及奖学金的发放办法，将德、智、体兼修的教育方针扎扎实实落到了教与学有关方面的实处，发挥出了久远的作用和影响。对于当地老百姓子女来说，第一名奖学金正好免除了下学期应交学校的费用（伙食和一套服装费）。第二名可免除一半，第三名可免去1/3。我正是在傅宜生先生这种奖学金的鼓励下每年都争取第一名而在奋中继续学习的，当时家中不可能供我上中学。对于本来就不交费用的干部子弟，则可获得上述费用一半的现金。
二、管理方面的措施
1、全部学生住校，并实行半军事化的管理
学校设有军训教官，男女生活管理员。学校有点像军营：早上要“一闻铃声，翻身就起”，以最快的速度漱洗完毕，军训教官哨声一响，我们立马列队成排成行，谁若迟到，罚站在外，不能入队。列队长跑，亦要步伐整齐，一、二、三、四地喊。晚自习后铃声（或号声）响后，立即熄灯，不许再活动，亦不许说话。校内、校外的活动，均由军训教官带队，以整齐的队列出现于各种场合，每周日上午放假前必先搞好室内卫生，被子叠的要有棱有角，毛巾、漱口杯、饭盒等均排列成一条线。列队后，教官要检查个人卫生，领子是否洗干净，指甲是否长，女学生的头发是否和男学生一样短等合格后，才能放假。下午5点准时返校集合点名，不许晚归。总之这样的严格管理，使同学们养成时间准确、行动敏捷、遵守集体生活的规章制度和纪律。我这一辈子从不迟到、早退，从不违反公共道德准则，奉公守法，遵守纪律，与青少年时期奋中的培训是分不开的。
2、参加劳动
在陕坝时，校园操场后面有一大片菜地，我们参加了用铁锹翻挖土地、除草等田间劳动，班上的男女同学还展开过比赛，看哪一方挖的快。冬天下大雪，我们拿自己的洗脸盆去清除操场的积雪。有一次干的时间较长，竞然把我的两手冻坏了，期末考试，我手拿不了毛笔，班主任同意我改用铅笔答卷。放假回家（陕坝离蛮会20公里），手套和冻疮粘住脱不下来，使我妈心疼的掉了眼泪。1947年秋到了张家口时，校园荒芜杂草丛生，全靠我们拔草平地、清除垃圾，开学时，校园已焕然一新。至于宿舍、教室等处的清洁卫生，从来都由学生自己负责，让学生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我认为既锻炼了身体也培养了吃苦耐劳、肯干、实干的精神和对劳动的尊重。
3、师生关系
在陕坝和归绥时期，老师都是从傅校长的省级干部中挑选出来任教的。校领导要求他们把学生看成自己的子弟，不但教知识，还要关心学生的身体思想等。那时的专职老师也都住在校园内，且都无家属，学生有问题可随时去老师住室请教，而且还可交谈功课以外的事情。这种上课以外的相互交流，确实增加了彼此的了解和友情。萧凤老师虽然只教了我们半年中文（初一），但她那股爱国热情（演抗日话剧）、朴实无华的作风以及非同一般的敬业精神（一次上课，突然晕倒在教室地上，待她清醒过来，立刻继续讲课），给我们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高中一年级时，听到了她的消息，我们班4个女同学给她去了一封信，萧老师用稿纸一字一格地回了信，“女孩子最大的缺点是懦弱和爱虚荣，只有自强自爱，只有在事业上，经济上取得了与男子抗衡的力量，才能做到真正的男女平等……”。这些话语深深地植入了我的心底，成为我几十年奋斗不息的座右铭。高中毕业考大学时，偶尔在街上碰到了当时任某报纸编辑的萧老师，彼此十分激动。“你们这些小娃娃都考上大学了！”十年浩劫过后，在1980年年初，康庆生、白廉之和我还一道去萧老师家看望过她老人家。1943年秋我们都13~14岁，1980年，37年过去了，我们都已年过半百，仍然这样诚心诚意去看望老师，可见师生情谊多么深沉。当时萧老师也深感“欣喜莫明”。王国华老师和我相处的时间更久一些。初中三年及高一，他担任英文教学，但并不一直教我们班。我们早已知道他是共产党员，绥西地下党被破坏后，傅校长把他放到奋中教英文（他是北大外语系毕业的），他虽然言论十分谨慎，但为人朴实、真诚、正直。英文水平高，又热心教学，对待当局不卑不亢，让我们第一次接触到了共产党，不但没有引起什么恐惧害怕之感，而且十分敬重、爱戴这样一位好老师。1947年秋他离开奋中，回到北京他的中学母校北京四中任教。40年来，只要情况许可，我们几人总不忘打听他的消息并设法去拜访他，并曾设法帮他重找工作。我们之间是最纯朴的师生关系，毫无利害因素在内。我认为这种师生关系，确实是人世间最为美好的非常珍贵的情谊。
4、奋斗中学的政治环境
解放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许多专案工作人员，认为奋斗中学是“三青团团校”，甚至是“特务学校”，许多同学包括我自己受到过相当大的冲击，遭受到难以忘怀的冤屈！实际上，奋斗中学比其他学校政治环境更平静、更单纯。抗战期间，打败日本为最高政治目标，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校园内流行的是激奋人心的抗战歌曲“我中华英勇的青年，快快起来，起来一起上前线，四万万觉醒的大众已再不能忍受这横暴的摧残，满腔的热血已沸腾，满眼的热泪总不干，不将暴敌扫荡誓不休，不将国土恢复誓不还……”。“流亡三部曲”、“黄河大合唱”、“我所爱的大中华”等歌曲唱起来，依然令我激情满怀、振奋不已。奋斗中学是傅作义先生为培养其干部和子弟及当地优秀青年而办的学校，故在政治上，校领导有很明确的想法和做法，即大力防止蒋介石的势力进入学校，正如王克俊代校长说的“我是绥远省三青团的领导，我站在奋斗中学的大门口，不让任何外来的政治势力进入学校，我要求老师教好课，学生好好学习”。解放战争时期，特别在1947年以后，傅校长、王代校长等均已无暇顾及学校，在张家口那一年由靳仙洲校务主任全权管理张家口奋斗中学的大事，靳老师聘请了好几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师范大学毕业的青年老师，他们都参加过北平大学生反国民党的政治运动，使我们受到了相当的感染。为图书馆购置了许多当时遭到禁止的鲁迅作品和苏联小说，鼓励同学自己办墙报，可自由发表意见。最突出的一次事件是1948年5月左右，蒋介石当选大总统，政府发布学校放假一天的命令，靳老师拒不执行，当有同学质问“这样普天同庆的大事你为何不放假？”靳老师集合全体学生升旗仪式后，大声讲话“……蒋介石是个大坏蛋，他当总统我就是不放假”。暑假时校领导只好将他调走。1948年11月在北京我去看他，他正在读马克思的《资本论》，而且告诉我他要去解放区。我并未感到吃惊。并且得知暑假我班同学康庆生和陈淑筠通过北平地下党到解放区时，靳老师亲自送他们到火车站。还是在张家口时，我们都已知道傅作义校长的大女儿傅冬菊（大公报记者）是共产党员，在北京和平解放中，据说她起了相当的作用。总之，我亲身生活学习了六年的奋斗中学，既不是三青团团校，更不是什么特务学校，在多种因素作用下，当时奋斗中学的政治环境反而比其他学校（例如国立绥远中学）平静而单纯，使我们对国民党的统治已无任何信心，非常向往美好的新世界，对共产党虽不了解，但从王国华、周正良、靳仙洲、杨子明等共产党或共产党的同情者身上感到共产党是好人，正在为一个新中国而奋斗。因为周正良老师还在1947年春，上课时用英语告诉我们，当前的社会已腐败不堪，“有许多人正在努力建设一个美好的新世界，旧的不久将死去，新的不久将诞生！”。我们不少人已明白他指的那些建设新世界的就是共产党。所以北京和平解放后不久，我们的同学没什么迟疑就能跟上形势、思想感情很快能和党的号召和教育合拍、融会到革命的洪流中。纷纷参加华北大学、西北军政大学和南下工作团等革命团体，投身到火热的革命斗争中去。还有的参军、参干，赴朝作战，成了真正的革命军人。留下来考入大学者很快成为共青团员、共产党员、优秀学生，工作后多为单位上的骨干力量。奋斗中学六年艰苦奋斗精神和习惯，尊敬师长、团结同学等作风，加上抗战时已形成的刻骨铭心的爱国主义，解放后毫无抵触的很容易接受了共产党的教育而继续成长。所以我们几人认为奋斗中学解放前七年的辛勤办学，从解放后我们同学们的实际表现来看，证明那时的教育方针是正确的，管理是有成效的，培养出来的学生符合国家建设的需要，确实是为新中国培养了一批有用的人才。如果傅先生不办这个学校无疑有大批青年（干部子弟和当地老百姓的子弟）无法上中学，不会成为解放后马上可以发挥作用的人才。傅作义先生的确为国家、为人民做了一件好事，这个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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